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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年:用生命研究探測工作 鑄就探地利器

 近日,一則“我國‘深地’探測有了國產核心裝備”的新聞,令國人歡欣鼓舞。這讓中國地球物理勘探儀器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而這一切與一位剛剛病逝的年僅58歲的專家、吉林大學教授黃大年有關。他的人生與事跡最近傳遍了科技界,十分感人。

黃大年教授

夢想:讓中國地球物理勘探儀器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從他17歲做一名地質隊員到成為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領域享譽世界的科學家,制造自主產權的深地探測核心裝備就是他心心念念牽掛的事業。


參與“深部探測技術與實驗研究專項”是他回國后的第一項重要任務——擔任專項第9項目“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制與實驗項目”的負責人。


搞清楚地球深部的秘密,是人類一直以來不斷探索研究的重大課題,這不僅是科研人員的夢想,也是國家的戰略需求,地球深部探測計劃就是找到開啟“地球之門”的鑰匙。2009年4月22日第四十個“世界地球日”當天,我國正式啟動“深部探測技術與實驗研究專項”。


向地球深部進軍,迫切需要高精度探測儀器裝備。此前,我國地球物理的儀器主要依賴進口,但國外高精度的儀器對我國是封鎖的。

黃大年深知,這是國家發展無法回避與繞開的話題,必須突破發達國家的裝備與技術封鎖。


2009年底,闊別祖國17年之久的黃大年,放棄英國國籍,說服妻子賣掉經營多年的兩家診所,“逃離”了英國,“必須立刻走,我怕再多待一天都有可能改變主意”。


是的,一切都難以割舍——擔任劍橋ARKeX地球物理公司研發部主任、博士生導師,帶領著一支包括外國院士在內的300人團隊,從事海洋和航空快速移動平臺高精度地球重力和磁力場探測技術工作;精英階層的高配生活……如果說這些尚

能果斷割舍的話,那么英國同事們含淚的擁抱、妻子賣掉診所后的痛哭、獨在異鄉的女兒,著實是他離開的最大牽絆。

但沒有什么比祖國的召喚更激動人心。


當年吉林大學的優秀青年教師黃大年已經成為一個頂尖科學家。他帶領團隊用5年時間完成“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制與實驗項目”,“5年前我們是跟跑,到了今年(2016年),進入并跑階段,部分達到領跑,專家評價是總體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對于成果,黃大年一向很自信。


讓他驕傲的成績單包括:地面電磁探測系統工程樣機研制取得顯著成果,為產業化和參與國際競爭奠定了基礎。


固定翼無人機航磁探測系統工程樣機研制成功,填補了國內無人機大面積探測的技術空白;


國內首臺萬米大陸科學鉆探鉆機“地殼一號”在大慶油田投入工作,我國成為繼俄羅斯和德國之后第三個擁有這項裝備和技術的國家。


建成首個國家“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野外實驗與示范基地”,為規范管理儀器裝備研發和引進程序提供了驗證基地。


這些成果為實施國家地球探測計劃積累了人才和技術經驗,全面提高了我國在地球深部探測重型裝備方面的自主研發能力,加速了我國地球深部探測進程。


除了這些和當年學習、工作時同樣出類拔萃的成績,黃大年昔日的同學和領導們驚喜地發現,多年沉浸在劍橋提倡包容、鼓勵發散思維的氛圍,養成了他更大的格局和視野,“黃大年是一個戰略科學家”。這幾乎是所有相識的人給出的評價。


說他是戰略科學家,是因為他放眼未來,滿足國家所需。翻看黃大年的名片,上面的頭銜是“吉林大學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中心主任”。這個中心正是他回國后力推成立的。


在所有航空物探儀器中,最關鍵的是航空重力梯度儀,它歷來是探測裝備領域的制高點之一。它可以反映地下密度突變引起的重力異常中的變化,探測精度非常高,可以探測出海面下幾百米深度內,一輛卡車大小的目標,并且效率也很高,不受地形限制,一天就可以完成傳統方法幾個月的工作量,這種裝備對資源探測和國土安全意義重大。


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中心,就是要以航空重力梯度儀為核心,建立立體的探測系統,專家王獻昌說,黃大年關注未來幾十年在航空地球物理領域要達到的目標——巡天探地潛海,向深地深海深空進軍。

如今,我國自主研發的航空重力梯度儀已完成原理樣機制備,“十三五”期間將搭載在飛機或船上進行測試。


說他是戰略科學家,因為他能跳出一己、一團隊、一校之利,站在國家戰略層面考慮問題。服從于國家需要,站在國際前沿上去思考問題,把所統領的領域集成和提高到國家需求、國際領先的高度。


說他是戰略科學家,是因為他能跳出專業所限,暢想交叉帶來的無限可能。回國僅半年多,黃大年就統籌各方力量,繪就一幅宏大的新興交叉學科藍圖。


在他的感召下,王獻昌、馬芳武、崔軍紅等一大批在海外享有較高知名度的專家紛紛加入,2016年9月,一個輻射地學部、醫學部、物理學院、汽車學院、機械學院、計算機學院、國際政治系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區初步形成,黃大年

擔任吉林大學新興交叉學科學部首任部長。


“大年的這個戰略設想涉及衛星通訊、汽車設計、大數據交流、機器人研發等領域的科研,可在傳統學科基礎上衍生出新的方向,有望帶動上千億元的產業項目。”現任吉林大學交叉學部副部長的“”專家馬芳武說。


執念:不浪費一分一秒


2016年12月13日,手術前夜,黃大年謝絕了所有人的來訪。難得獨處的一晚,過去幾十年像電影鏡頭一樣閃過。


差不多所有人,包括護士都說,他沒有一絲緊張,一直樂呵呵樂觀面對手術。但那不過是怕大家擔心的偽裝。只有在最親近的人那里,他才會袒露自己的脆弱。


他撥通大學同學和好兄弟、中國地質科學院前黨委書記王小烈的電話。“他在電話里說,我這手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王小烈寬慰了他一番。


“我倆每次見面都會互相說要注意身體,但他根本做不到。”王小烈幾乎是懷著怨恨地語氣說,“總是作息不規律,飯也不好好吃”。


王小烈何嘗不理解他的身不由己:“他讀書的時候就要什么都做到最好,帶著理想和目標回國,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大年做的事情千頭萬緒,牽涉多個部門和單位,我覺得這是他壓力最大的地方。”王獻昌說。


正因此,黃大年成了“拼命黃郎”——成為地質宮唯一不在被“清樓”之列的人,永遠坐最晚一班航班,手術前一天還在談工作。


辦公室墻面上巨大的日程表更直觀地說明了主人的忙碌:赴西北地區指導地方科技建設、省內部分地區調研地方產業轉型、教育部“長江學者”評審。


日程表上的時間停止在2016年11月29日。上面潦草地標記著“第七屆教育部科技委地學與資源學部年度工作會”。那天凌晨2點,北京飛成都的最晚航班剛一落地,黃大年被急救車接走。經過簡單檢查,他逃出醫院,“因為第二天的會太重要了”。


回到長春,黃大年被強制做了體檢。等結果的那兩天,他又去北京出了趟差。


他要抓住一切機會談工作和構想,像一個布道者。“每次一見面,不論原來主題是什么,他說不了兩句,就會開始講他的科研。我說大年啊,你有完沒完。”比黃大年高一級的學長、吉林大學原黨委副書記韓曉峰說。


黃大年有無限的好奇心,樂于跟專業以外的人探討合作,與機械領域專家合作物探專用無人機,與計算機專家合作地球物理大數據處理與解釋……


他不放過任何一個能結識有識之士的機會。神奇的是,憑著執著和熱情,他總能打動這些人。像一個巨大的磁場,他的身邊迅速聚集了一群有著同樣追求和信念的人。


時間是海綿里的水,黃大年擠掉了工作以外的幾乎全部。夫人張燕常在傍晚拿著切成小塊的水果來辦公室看望幾日不得見的他,“黃老師總是說,放那兒吧,正忙呢,你先回去。”


受英國文化熏陶多年的黃大年其實是個很有生活情調的人,會拉小提琴,對美食感興趣,會提醒學生注意很多生活細節。但忙碌讓他顧不上講究。面包和烤玉米是他最常吃的食物,衣服就那么幾件。


他希望別人能跟上他的節奏。 兩個助手的手機必須24小時開機,每天晚上十點后都會接到黃大年的電話。“他是個性子很急的人,我們以前也經常被他罵。”王郁涵說。


2010年春天的一個早上,項目進度安排會現場。要開會了,材料還沒交齊,人也沒到齊。


黃大年急了。突然,他把手機砸到地上,屏幕摔了個粉碎。王郁涵嚇了一跳,她沒見黃老師發過火。


“我們拿了納稅人這么多錢,就這么糊弄事兒?材料不寫,開會不按時。有沒有契約精神!”黃大年叫道。


他就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駿馬,想跑得更快,卻由于各種原因拉不動身后那輛車。“他也有過退縮的時候,一度失去信心和方向。”王小烈說。


2010年7月,中組部組織科學家代表到北戴河度假,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先后來探望,傾聽他們的困難,聽取他們的建議。國家的關心和鼓勵讓黃大年振奮不已,他又堅定了信心。


同事們也慢慢理解了他的“急躁”。“他見過世界最先進的技術什么樣,所以他非常著急。”于平說。帶著一身本領和抱負回國,他希望能以最快速度追上去。這一代“海歸”的愛國情懷在黃大年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不知不覺中,他也成為這樣的人。


原則:只看誰能干 不搞你好我好


這樣的人,將科學放在第一位。


一回國,黃大年就攪動了國內學界。國土資源部科技與國際合作司副司長高平說:“大年不講‘關系’,不搞‘你好我好大家好’。他是學界的一股清流。”


黃大年擔任首席專家的項目經費4億多元人民幣;如何分配調度這一大筆錢,他的發言權最大。


項目啟動前寫規劃,有大專家掛名,卻沒來。黃大年說:“想掛名點卯,就不用來了。”開論證會,他發言不從客套開始,第一句話就講問題。


有機構和單位想參加的。黃大年不提前通知,直接去人家實驗室和車間看,有沒有資質。


于平說:“我們給一個科研單位打電話,說有個項目要給他們干。對方第一反應:騙子吧。天底下哪有這樣的好事,根本不認識,就要給他們送錢?”


有親近專家來找他拉經費。黃大年說:“在科學上,我沒有對手,也沒有朋友。”


吉林大學也沒因為黃大年而多得好處。承擔著年底科研經費考核任務的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黨委書記黃忠民不理解:“我找他來。說大年啊,你光給國家辦事,也得想想多給院里爭取點什么。”


但他說:“有些事吉林大學做不了,就要分給有本事的單位去做。”


“國內的科研項目基本都能通過驗收,但黃老師從來不糊弄。他一定要做出實在的成果來。” 于平說,“黃老師常跟我們說,國家給了這么大一筆錢,這么信任我們,我們要對得起這份信任。”


黃大年要求,設備采購貨比三家,要提交調研報告;他說“技術指標不能模棱兩可”,說不清楚他就不簽字。


黃大年的一個決定引起了許多人的不安——項目管理要“公司化”“績效化”。


黃大年提出:“借鑒歐洲大公司的相關管理經驗,在總目標下,賦予相關負責人具體任務,層層抓落實、責任全覆蓋。”他從國外引入一套在線管理系統,把技術任務分解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每晚11點,他在電腦上檢查,看誰落后。

他不在意名利。回國之初,為了盡快推進項目進展,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劉財曾陪同黃大年拜訪財政部。“兩個小時,他都在說他在國外做的事兒,怎么把這些技術更快帶到中國,沒提一個‘錢’字”。劉財說,這讓接待他們的一位司長感慨良久。


但他在意自己的成果。由于是第九專項,所以每次匯報時他都是最后一個,通常有部分專家有事離開現場了,“他就很不高興,覺得自己的成果沒有得到重視,后來項目負責人就調整了匯報順序。”王小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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