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金國藩先生是我國工程科技界的杰出科學家，尤其對精密光學工程作出了突出貢獻。最近出版的這本由金國藩口述、復旦大學教授張力奮撰寫的《追光者：金國藩九十自述》，記錄了金國藩先生的七十年科學實踐和九十年人生體驗。本文系該作序言，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獲授權轉載，有刪節。
《追光者：金國藩九十自述》
為金國藩先生撰寫“自述”，采訪斷斷續續，原計劃兩年完成，最后花了三年多時間。從他八十七歲，做到九十出頭，讓他等了。
科學圈外，聽聞過金先生的人可能不多。他是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光學工程教授、中國計算全息技術和二元光學的開拓者。外界所知更少的，是他漫長的生命記憶、見證的時代。
我與金國藩先生相識，緣于金先生次子金紀湘。作為FT記者常駐北京時，我多次在席間聽聞他家三代人與清華的緣份，心生好奇。
1909年，金國藩先生的父親金濤，考取首屆庚子賠款獎學金赴美留學。當時報考條件頗為嚴苛，考生須“國文通達、身體強壯，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同行四十七人，有日后出任清華校長的梅貽琦等。金濤前往綺色佳的康奈爾大學讀土木工程，同學中則有后來更出名的胡適，讀農學。因不喜歡農科，胡適讀得痛苦，意志不上進，打牌上癮消磨時間。胡適曾在日記中記載，一中國學長力勸他少打牌，后來終于收手。這個學長就是金濤，時任康奈爾中國同學會會長。學成歸國后，他長期任鐵路工程師，后在北大、清華任教。
吾友金紀湘是第三代，也畢業于清華，攻讀計算機工程，后留美。2016年初，我回母校上海復旦任教，隨口問紀湘，可否請他父親做個口述史，對此我并不抱期望。過去多年，我至少動員過十多位老人，鼓動他們寫自傳或口述，但都碰壁。其中就有我的導師、前輩。最后他們都帶著深埋、不愿觸碰的記憶離世。每走一位，歷史的殘網就多一個窟窿。
沒多久，紀湘轉告，老爸聽了我建議，愿意試試。這讓我意外驚喜。第一次見面是2016年3月15日，我去了北京藍旗營小區金先生家。最后一次訪談，是2019年12月27日，還是在他清華家中。據采訪記錄，面對面訪談共15次，平均每次3小時，計45小時。若加上電話，訪談應超過50小時。訪談多半在北京，有時借去北京開會、出差，擠時間談一次。怕金先生著急，也常專程飛去北京采訪。他好客，好幾回訪談從家里聊到清華園外的餐館。為不讓我京滬兩地奔波，他還兩次到上海女兒家小住，以便我采訪。我通常下午兩點半到，怕影響他午睡。
正式采訪前，先就金先生的履歷做了功課，對重要的時間節點與事件，列了一百多個記憶的暗盒，等他打開。比如，他少年時代在北平的日常起居，就有近十個記憶點。每次訪談前，我都給金先生布置作業，他都事先認真做功課。
口述歷史的傳主，多半年邁，記憶遙遠，細節更是茫然。金先生很耐心，對我各種角度的盤問，對細枝末節的核實，他從沒表露出不耐煩。他的合作和放松，給了我更多信心與勇氣。不過，他并非理想的口述史訪談對象，答問多半簡約，有時短短幾字，加上年代久遠，回憶不及冰山半角。我不得不查閱更多資料，助他挖掘記憶和細節。他不熱衷政治，骨子里逍遙。“文革”時，別人喊口號，他去頤和園昆明湖游泳。
我與金先生事先約定，這份自述可能公開出版。他說同意。我很怕“出版”兩字會影響訪談的坦率與開放。如果不時閃出讀者的窺視，采訪很容易無意間背上一個牢籠。作為采訪者，我只希望坐在背景里，這是金先生的人生。
每次訪談都整理成文字實錄。三小時左右的對話，實錄長達一萬多字，時常涵蓋大小近百個問題。訪談的另一個陷阱是，混亂的時空勾連。歷史從來不是線性的，邏輯也很難干凈。聊到盡興處，金先生常常不經意話題一轉，輕松跳越二十年歲月。我會聆聽，把他悄悄拉回到約定的計劃。有時金先生跟我搞拉鋸戰，不肯返回目的地，多個回合我才成功。拉他回來，是因為他還沒交那堂課的作業。
身為首屆中國工程院院士、前國家科學基金委副主任，金先生在中國科學界，特別是光學界，為同行熟知。專業領域外，公眾對他是陌生的，媒體報道也有限。遺憾的是，近年來對科學家的關注度越來越弱，媒體對科學報道無太強興趣，科學傳播與啟蒙更是滯后。1915年，趙元任、楊銓等中國學人創辦民間團體“中國科學社”，“以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長達近半世紀，對啟迪民智、啟蒙科學、普及科學知識、培育科學素養影響極大。金濤先生當年也是學社一員。
因為政治運動，出于自我保護，金國藩先生不再寫日記，原始資料可謂空白。于是，第一手訪談，成為還原傳主歷史、重構記憶的唯一途徑。
口述歷史，雖是個人史，仍應該是信史。人的記憶，常常不可靠。撰寫過程中，相當時間用于事實甄別、核實，從人名、地名、機構、時間、地點，到事件、背景、術語。書中一定還有漏網的錯誤，責任在我。
需說明的是，作為一個科學家的口述史，我并沒將主脈放在金先生的專業研究，更著重他個體的經歷與見證。科技研究，只是他生命體驗的一部分。進入二十一世紀，金先生每天記事。他夫人段老師告訴我，老金日記是純粹流水賬，只記事，無任何情緒、好惡的流露。我建議金先生自選若干，作為“自述”的補白，對中國光學研究也有史料價值。另一個發現，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給次子紀湘的數十封家信。二十歲出頭的年輕讀者，作為互聯網的原住民、微信一族，很少見識過書信或手稿，或從家書中感受“古老”的書寫傳統與溫情。還有輾轉覓得的老相片。
做口述歷史，為搶救記憶。記憶如同深埋礦藏，挖掘不易。記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倫敦邂逅一位猶太裔精神分析醫師。他問我，二十世紀，中國人經受了難以想象的磨難，為何中國人精神病發病率低？我說，我非精神病醫師，但我深知中國人對苦難的忍耐力與生存意志。
我涉足口述歷史尚早。1985年，畢業留校，曾與低我一屆的復旦中文系同學高曉巖搭檔，做過中國大學生百人自述。曉巖畢業后，分配到北京。我們京滬為界，完成近四十個訪談。部分作品發表在《報告文學》、《中國文學》（日文版）、《開拓》等雜志，后結集《世紀末的流浪》，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事過三十多年，萌生一念，很想找回當年的他們，如牟森、葉錚、傅亮等同輩人，再做一輪，將兩個時代合為一集，應是一個有意義的社會學文本。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BBC制作《百年滄桑話中國》廣播紀錄片，我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檔案館查閱資料，特別是民國人物自述錄音，包括李宗仁、胡適、陳立夫等人。這是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功德。德剛先生做東，請我在唐人街上海餐廳進餐。他一口安徽鄉音，告訴我，所幸留下了這些口述，可惜太少。
那次還采訪了曾與宋慶齡共事的魯潼平（民國政要魯滌平之弟）、張學良秘書和東北大學前校長寧恩承。另有一位年近九十的旅美僑領，可惜名字已淡忘，四個月后，他兒子寫信到倫敦，告知他父親已去世。他說，我的訪談是他父親生前的最后口述，想要一段錄音放在追思會上。
1997年，九十七歲的陳立夫到紐約，專程為宋美齡百歲祝壽。我正巧在美國出差，應邀出席他學生設的接風午宴。在這之前，我曾從倫敦致電聯系陳立夫先生采訪事。只聽得電話的一端，一位聲音甜美的小姐問同事：“有位先生找陳立夫？我們這里有陳立夫嗎？……”我聽之啞然，笑出聲。飯桌上，為便于我采訪，主人把我安排在立夫先生旁邊。席間，我不便問他太多問題。他說，孔孟之學最終將復興中國的。他特別關照已八九十高齡的老學生:“老人就像古董花瓶，上面已有好多細微裂縫。好好保護，就能傳下去。老人，絕對不能跌跤。”這是他最后的口述。想必記憶也是如此，加以愛惜，總能流存。
十多年前，我父親去倫敦小住，我提出做他的口述史。他很猶豫，覺得自己太普通，無記錄價值，不想做。我說，每個普通人的歷史都有價值，記錄了，他就存在。他不想讓我掃興，同意了。晚餐散步后，我們約定聊一個小時，從幼年一直聊到晚年，有錄音記錄，持續了一個月。可惜幾次搬家，磁帶已不知藏身何處。老爸已八十八，趁他記憶、體力還好，想盡快補做，留作家史。
三年下來，與金先生的緣分，都在這本薄薄的自述里。我問他，這個自述讀起來，像不像你。他說像的。這讓我快慰。口述史訪談，有其殘酷的一面。訪者不得不撬開傳主不愿回望的痛苦記憶。很多時間，我們都在追蹤一些看似平常的細節和瑣事。金先生可能問，窮追不舍的那些細節真的有價值?歷史恰恰由細節編織而成。我只是個夜深的打更人，輕敲每一扇黑窗，期盼里頭閃出一豆燈火，點亮記憶。
金先生很淡定。對這本遲遲落地的自述，他也有焦慮的時刻。他在微信中問過幾次書稿進展，委婉提醒他已上了年數。其實我比金先生更焦慮。去年圣誕后，我從上海去北京看他，核實細節。聊得晚，他留我在家里便餐。告別時，他照例送我到電梯口。我隨口感嘆：“終于快完成了!”他笑著冒出一句：“幸好，我還沒死。”
自述原計劃在金先生九十壽辰時出版。中國人有逢十紀念的傳統，覺著圓滿，讓我破了規矩。去年秋，他陪我在清華園散步。路過二校門，我要他帶我看看照瀾院一號故居。站在殘破的門外，金先生很平靜。這棟院落，有他父親和錢偉長先生為鄰時留下的故事。
金先生一生經歷過磨難，也有快樂。不過，他不善于表達大悲大喜。他的語匯簡短，幾乎不用形容詞。感嘆處，最多說一句：“壓力大極了”“好極了”“難受極了”“困難極了”……短短幾字，也是他人生最簡約的表達。
初稿的十五、六萬字文字實錄，漸漸濃縮成了六萬多字。一些重要事件與細節，訪談中前后重復閃現。金先生的記憶，雖簡約，卻誠實、牢靠。重要的事實，始終只有一個版本。作為采訪者，我習慣與被訪者保持適當的距離。自述出版之際，我想表達對金先生的敬意與景仰。他是最好的中國知識分子，忍耐、包容、人格獨立，一生為國。謝謝金先生的信任，允我攪動他的記憶，特別是痛苦的歲月。
近年中國出了許多好書，但都缺索引。很多譯著，也丟了原著索引，給閱讀和研究帶來諸多不便。按照規范，本書特地編制了人名索引，備查。
2020年1月7日，上海赴舊金山航班上。4月改定于休斯敦。2021年10月改定于上海。
